本年是新我国树立70周年，也是我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讨所（以下简称大化所）建所70周年。70年来，大化所人紧扣年代使命，坚持“三个面向、四个首先”，强化立异才能建造，霸占了一个又一个技能难关，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光辉成就，充沛展现了“决心立异、协力攻坚、谨慎治学、寻求一流”的精力特质和文明传承。本报从今天起，特拓荒专栏，约请亲历、见证大化所70年变革立异打开的新老科学家们，叙说不为人知的尘封故事，重温如歌年月，共话美好未来。

　　我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讨所（以下简称大连化物所）走过了光辉的七十年。七十年来，大连化物所不只用科技效果为国家科技事业和经济打开做出了卓越贡献，也培育造就了一大批科技和办理人才。大连化物所的科学家们不只用他们的广博学识培育人，更用甘为人梯的精力助力和润泽年青人生长。我在大连化物所学习作业了十九年，其间得到许多教师的教导和帮忙，本文仅以其间四位教师的故事，为大连化物所庆生。

　　郭燮贤先生是我的授业导师。在他的辅导下，我完结了研讨生阶段的学业，更重要的是在他的以身作则下，我深深地体会到科学家勤勉、谨慎和甘为人梯的精力。

　　1990年，大连化物所安排中科院相关科学家赴德国参与中德两边催化学术会议，顺路观赏拜访几所德国大学的催化实验室。在拜访德国波鸿大学催化实验室那天，先是由该实验室的负责人介绍实验室的概略，两边科学家进行学术沟通，然后观赏实验室。

　　在观赏时，我总是走在终究，一来代表团里我最年青；二来李文钊副所长和郭燮贤先生是代表团的领导，按我国人的习气，领导应该在前；三来我的英文不太好，站得太靠前，惧怕届时出洋相。

　　在观赏到第二个实验室时，郭先生忽然从前面走到我身边，低声但非常严峻地对我说：“邓麦村，你为什么总往后站？为什么不向前去？这时分最需求你们年青人朝前站，咱们年岁大的应该让你们多听多学。听不懂、讲欠好都不要紧，可以多问。就怕你不自动。你这样怎么能进步？”几句话，说得我面红耳赤，心里又是羞愧，又是感谢。所以我赶忙走向前去

　　1983年，我完毕了根底课学习，进入实验室开端硕士论文研讨作业。其时我地点的项目组在杨亚书教师的带领下，每周都要进行一次学术活动，首要就有关重要的文献由一位研讨人员或研讨生进行宣讲，然后打开评论，抑或沟通研讨作业进展状况。郭先生作为副所长和研讨室主任，作业非常繁忙，但依然抽出时刻常常回到组里参与学术活动并和咱们一同打开评论。每次轮到我作主题讲话时，既快乐又严重。快乐的是可以经过咱们的评论加深对文献的了解，学到不少常识；严重的是深怕因为自己的大意，对文献中的学术观点了解不到位而讲不清楚。

　　记住有一次学术活动，由我对一篇关于高涣散金属催化剂上饱满烃催化反应机理的文献进行宣讲。在此之前，我将文献重复阅读了几遍，自以为预备得比较充沛，为了解说得更清楚，做了好几张通明薄膜，每张薄膜都鳞次栉比写满了东西。心想这一次没问题，必定能让咱们听清楚。学术活动刚刚开端，郭先生也赶来了，虽然我自以为预备得很好，但心里依然“咯噔”了一下。随后，我信心十足地开端了我的讲演。我从文献的最初讲到完毕，平淡无奇，薄膜用了一张又一张。在整个宣讲进程中，郭先生都一言未发。我想，郭教师必定是很满足的，不然，在宣讲的进程中他必定会提出许多问题。宣讲完毕后，郭先生站起来问咱们：“各位都听清楚小邓在讲什么了吗？”连杨教师在内，没有一个人答复。我心想：“坏了，我讲砸了！”因为我知道这篇文献简直一切的同志都看过。我严重极了，站在讲台上不知道怎么是好。

　　郭先生渐渐走上讲台，看了我一眼，并未责怪，而是向咱们苦口婆心地说，作为一名科研人员，不只要具有丰厚的常识、敏锐的思维，而且要长于表达你的思维。而要将学术观点表达清楚，有必要在你对问题充沛考虑和了解的根底之上，用简练易懂的言语明晰地讲出来。假如连你自己的思路都不清楚，怎么可以讲清楚？使用通明薄膜是为了提示听众你所表达的首要内容。假如在薄膜上写满了字，听众光临了看你薄膜上的东西，听不清你在讲什么，反而起反作用。一张薄膜最多不超越八行字，而这八行字恰恰是你所期望表达的最精华的内容。随后，郭先生又将我宣讲的文献中的首要学术观点作了扼要的叙说。

　　在我编写学位论文的进程中，郭先生不止一次地劝诫我，一篇好的科学论文不在于你写多少文字，而在于你用最简练的言语文字表达清楚你的学术观点。郭先生的以身作则，使我终身获益。

　　李文钊先生担任大连化物所副所长多年。1988年至1991年，我在科技处期间，有幸在李文钊副所长的领导下作业。李文钊先生不只学识做得好，还具有很高的办理作业水平，从他的身上，我学到了许多办理的方法和艺术。

　　1990年头，在借调中科院院部作业一年后，我回到科技处从事科技项目办理作业。其时由李文钊副所长牵头安排国家“八五”科技攻关项目“天然气转化使用”和中科院重中之重项目“炼厂气归纳使用”，我帮忙他打开调研、项目申报、辩论和办理作业。在作业中，无论是调研仍是举行项目研讨、协谐和查看会，李所长总是把我这个刚满30岁的年青人推到前台，与相关研讨所的科学家和办理人员沟通研讨。1990年头夏，在塔里木盆地刚刚发现大型油气田后，中科院数理化学局当即安排相关研讨所的专家赴新疆塔里木油田进行调查调研，我是代表团里最年青的。在一周的调查中，我不只对塔里木油气开发有了许多了解，而且对我国化石资源的现状及未来打开有了比较明晰的知道。在这些项目的安排进程中，我逐步加深了对我国石油天然气资源及使用状况的知道，也深刻了解打开天然气转化研讨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更多的是学会怎么从需求动身安排科技项目。其时李所长形象地提出，天然气转化研讨便是“陕甘宁边区”，中科院应捉住时机，赢得先机。为什么呢？因为当年石油部刚刚分为中石化和中石油两家大型企业。中石化有较强的化石资源转化研制力气，但天然气资源不在其把握之中；中石油手中有资源，但其在炼油和化工方面的研制力气没有成型。在作业中，李所长常常使用各种时刻，以身作则，诲人不倦地和我叙说为什么要这样安排课题、怎么办理、怎么查看、怎么与兄弟研讨所的教师们打交道等等。应该说，李文钊先生是我从事科技办理作业的启蒙教师之一。

　　1990年，大连化物所分配员工住宅，每逢这个时分，所里各层级的员工都非常注重，都期望分配到自己比较满足的住宅。记住其时所里后勤处出台了此次住宅分配的计划并张榜公布。咱们这些年青员工以为计划中对年青人歪斜不可，也欠公正，处理不了咱们的实际问题，所以就相约联名给所党委和所班子写信，期望引起注重，而且还想团体面见领导陈说。在一次和李文钊所长一同出差时，李所长看似不经意地问我：“小邓，传闻你们对所里分房计划有定见？”我好像觉得这是一个时机，所以就把咱们的主意和李所长谈了，而且还带了一些心情。李所长听完后，并未直接表明对错，而是苦口婆心地说，“小邓，你们都还年青，要在功利上被迫一些，作业上自动一些。这样对生长是有帮忙的。”这次说话后，我静静地回味李所长的话，如醍醐灌顶。李所长的这句话，对我终身的作业和日子发生了极大影响，也成为了我的座右铭。

　　袁权先生1990年至1994年担任所长，也是我国闻名的化工专家。这一时期，我先是在科技处担任副处长，后又奉调组成膜技能研讨打开中心，争夺建成国家工程研讨中心。我有幸在袁先生的直接领导和辅导下作业多年。袁先生不只在办理作业上给了我许多辅导，在学术上也给予了我极大帮忙。

　　1991年，袁权先生担任所长兼膜中心筹建领导小组组长，所班子指使我担任常务副组长。刚到新岗位，我对膜技能简直是白丁，忧虑做欠好作业。每逢遇到难题或许决议计划不了的作业时，袁先生总是诲人不倦地手把手教我，鼓舞我斗胆作业。上世纪90年代，我国在陕北发现天然气田，袁先生敏锐地感觉到咱们应该对天然气挖掘和输运中脱硫脱水新技能打开研制，并带领膜中心和化工研讨室的科技人员自动与长庆油田接洽，了解需求，布置研制作业。在这个进程中，他一向鼓舞并甩手让我这个“小老邓”牵头做好研制和现场实验安排作业。1996年9月，长庆油田从国外订货的天然气脱硫脱水配备没有到货，而且还要赶在党的十五大之前将天然气输运进京。长庆油田领导非常着急，专程到所拜访，期望供给应急技能支撑。袁先生决断决议计划，要求膜中心和化工研讨室赶快研制相关设备赶赴现场。咱们仅用了两个月就研制出天然气膜法脱水和干法脱硫现场实验设备，并于1996年末派轿车送到长庆油田打开实验。袁先生还亲身带领咱们屡次赴现场调查洽谈并辅导实验。总算，在1997年长庆油田挖掘的天然气输运到北京，向党的十五大献礼。后来，袁先生还全力引荐我掌管国家“九五”攻关项目“天然气干法净化脱除硫化氢和水蒸气”，较早在国内打开对有机气体膜法别离技能的研制。经过这种实战性练习，使我在膜技能研制和工程安排方面的才能敏捷进步。

　　1995年，全国化工单元操作学术会议在上海举行。其时会议约请的大会陈述者均为化工界的闻名专家，如时任化工部副部长成思危先生、天津大学余国琮院士、南京化工大学时钧院士等。袁权先生也收到了大会陈述的约请。但袁先生却要求由我代表大连化物所做“气体膜别离技能在我国的打开现状与展望”的大会陈述。其时我刚刚调入膜中心掌管作业三年，触摸膜别离技能不久，在膜界名不见经传，而且要和国内化工界“大腕儿”同台“献技”，承受这样的使命明显无能为力、诚惶诚恐。但袁先生不这么看，他以为，大连化物所要保持在气体膜技能范畴的抢先优势，有必要尽早使一批年青人生长起来，并在学术界有一席之地，这是一次好时机。袁先生先是和我、曹义鸣等同志一同评论陈述的标题和纲要，后又对陈述逐字逐句修正，甚至连通明薄膜都亲身辅导修正，并教我怎么宣讲陈述。随后，袁先生带着我一同赴会。会议期间，袁先生不失时机地将我介绍给各位学界“大腕儿”。记住其时成思危先生看见我就说，小伙子这么年青啊，好好尽力吧！袁先生在屡次全国膜学术界的活动中把我推在前面，让我得到训练。1996年在杭州的第二届全国膜与膜进程学术陈述会上，时钧先生就戏称我为膜界的“小当权派”，而且袁先生和时钧先生等一批膜界长辈还指定由我牵头，安排国内相关单位准备树立“我国膜学会”。但因为多方面客观原因，我国膜学会至今还在准备报批阶段，没有完结使命，甚为惋惜。

　　杨柏龄先生曾担任过大连化物所党委书记，1994年至1998年担任大连化物所所长，后来又担任中科院副院长。从1989年至2005年近十六年里，我有幸一向在他的领导下从事科技和产业化办理作业，获益颇丰。杨所长是我办理作业的引路人。

　　1994年，新一届所班子录用我为所长助理兼膜中心主任。膜中心是由原十四室、十五室加上膜基地兼并组成，人员比较多，因为前史原因许多对立交错在一同，处理难度比较大，而且其时中科院里单个领导对膜中心的打开不甚满足，大有支撑少数人重整旗鼓的主意。杨所长一就任，就带我到北京向院里有关部分听取定见、阐明状况，恳求持续支撑膜中心的打开。我作为一名年青干部，又是新手，对前史状况了解也不多，一时对立缠身，处于忙于敷衍、束手无策状况，身心疲乏，心情低落。杨所长找我说话，鼓舞我坚定信心、斗胆作业，不要被眼前的对立困住而止步不前。他说，现在的确有许多对立需求妥善处理，当你堕入这些困局时，满眼都是对立和烦心事，但假如你站在高一个层次看问题、看打开，眼前的对立或许就不再是什么大不了的对立，处理的方法也就随之发生。所以，在杨所长的点拨下，我和膜中心的同志们捉住申办国家膜技能工程中心的关键，在完结国家氮氢膜和富氧膜工业性实验的根底上，加大效果推行力度，引进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对膜中心的研制和经营办理进行确诊性评价，并学习学习他们提出的改善主张，采纳办法进行整改。不到一年时刻，膜中心的一些前史对立大部分得到处理或缓解，作业局势大有改观，绩效持续增长。1996年膜中心被评为中科院“八五”优异科技企业，十项方针归纳查核名列全院400家企业的第15位。

　　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国家科技体系变革对大连化物所的生计打开“性命攸关”，新旧观念转化、科技经费缺少、利益格式调整、学科定位、人才青黄不接等问题交错在一同，使变革寸步难行，尤其是因为“文革”带来的人才断层现象加大了变革的难度。1995年开端，在杨所长的带领下，大连化物所阅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用人准则变革。先是在中科院甚至全国，首先实施全员岗位聘任制，从所长开端，逐级逐人签定聘任合同，打破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大锅饭。但是，研讨所要打开，人才是第一位的。其时，大连化物所课题组长大都年逾五十，急需一批年青科学家接力。所班子一方面加大从国外招引青年人才的力度，一方面加大对所内年青人才的培育。杨所长力排众议，将26位35岁左右的青年学者选任为课题组长或副组长，让他们在实践中训练生长。应该说，这一行动，为后来大连化物所首先进入中科院常识立异工程试点，为大连化物所二十多年的打开奠定了坚实的人才根底。其时大连化物所提出 “选控化学与工程”学科定位、创立国际一流研讨所的方针，最早便是由这些年青学者在“学术沙龙”评论中提出的主张。现在还在中科院和大连化物所作业的包信和、张涛、刘中民、李灿、金玉奇、关亚风、梁鑫淼、王树东、杨维慎、许国旺、曹义鸣、韩克利、孙承林等国内外闻名科学家均得益于此。

　　1997年，中科院向中心提交了《迎候常识经济年代，建造国家立异系统》的陈述并得到同意，正酝酿在中科院首先打开以树立国家立异系统为方针的全面变革。杨柏龄所长敏锐地捉住了这一机会，较早地布置在大连化物所打开全面变革。记住1998年2月的所长作业会上，杨所长提出，要根据面向21世纪立异系统建造的要求，把所里深化变革与常识立异作业结合起来，确立新的方针；中科院正在酝酿的常识立异工程是一个打开机会，要自动出击，赢得打开时机。所班子研讨决定，以树立现代研讨所准则，以进行体系和机制立异为主攻方向，来规划大连化物所深化变革计划，迎候常识经济年代。随即杨所长忽然说，“邓麦村，由你来牵头写出初稿，请王承玉和杜东海同志帮忙，十天内交稿。”其时，我刚刚担任副所长不到一年，在所班子里最年青，王承玉副所长是老资格的所领导，分担人事和财政，杜东海所长助理分担后勤和基建。我一听就懵了。全面变革，意味着从科研到办理、从学科布局到效果产业化、从人事准则到组织设置、从资源配置到后勤支撑，都得统筹策划，做一篇巨大的文章。我是新手，还兼任凯飞公司总经理，忙得不可开交，且对全所的状况以及院里的变革想象了解不深，甚至连什么是现代研讨所的内在都不太清楚，而且还要十天内交稿，真是“压力山大”。我嘟囔了一句，太忙了，或许担不起。杨所长马上说，“咱们都忙，你年青，不干谁干？不可我找他人。”一听这话，看所长急了，我只好硬着头皮应承下来。

　　会议完毕后，杨所长拿了两篇关于现代研讨所的文章给我作参阅。那几天可真是严重和焦虑，又是和两位所领导研讨，又是查阅材料，还要理出结构后动笔（那时计算机还不甚遍及，只能用手写），连出差途中和晚上睡觉都在揣摩。总算十天内交稿了，是否对路也不知道，横竖交稿前焦虑，交稿后惊慌。这个变革计划经杨所长重复修正、所班子重复研讨，寻求中科院机关相关部分定见，九易其稿，终究得到中科院党组同意，使大连化物地点中科院首先进入常识立异工程变革试点。经过此次训练，我对大连化物所的状况、中科院党组的变革思路和大连化物所的打开途径有了比较明晰的知道，也为1998年末我接任所长后和全所同志一同比较顺利地推动大连化物所全面变革奠定了坚实根底。

　　邓麦村，现任我国科学院党组成员、秘书长。1982年2月~2000年9月在中科院大连化物所学习作业。师从郭燮贤院士和杨亚书研讨员攻读硕士研讨生，曾任催化根底国家重点实验室秘书、科技处副处长、膜工程中心主任、所长助理、副所长、所长兼党委书记。